众多癌症类型中，胃癌十分值得关注。在我国，胃癌发病率位列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 4 位，死亡率的第 3 位，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[1]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数据显示，2020 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 47.9 万例，死亡病例 37.4 万例，分别占全球胃癌发病和死亡的 44.0% 和 48.6%[1]。
胃癌早期症状不明显，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，即使是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，5 年生存率仍低于 30%[1]。但如果早期病例经过及时治疗，5 年生存率可达 90% 以上，因此开展胃癌筛查可显著提高人群胃癌早期病变检出率，改善患者预后，大幅提高患者生存率[1]。
可是，目前胃癌的常用早期筛查方法，如胃镜检查，患者接受度较低容易漏诊。一项研究发现，中国早期胃癌（EGC）的检测率仅占胃癌总数的 5% 到 20%[2]。
胃癌早期诊断，这些生物标志物要关注 为了进一步提升胃癌早期诊断率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于 2024 年发布的《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（2024 年版）》[3]明确建议，胃癌筛查除了主要依赖内镜检查，还可以进行生物标志物筛查。 注释：IHC：免疫组化检测；ISH：原位杂交；PCR：聚合酶链反应；NGS：二代测序；CPS：联合阳性评分；MSI：微卫星不稳定性；dMMR：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；TMB：肿瘤突变负荷
这些标志物的检测不仅有助于明确诊断，还能为靶向治疗提供精准指导。如： EBV 阳性、微卫星不稳定性高表达（MSI-H）及高突变负荷的胃癌患者，其肿瘤细胞会产生大量异常抗原，这些抗原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，从而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较为敏感[4]。 肿瘤突变负荷（TMB）检测也可作为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标志物，高 TMB 意味着肿瘤细胞中存在大量的基因突变，这些突变可能导致产生更多的异常蛋白质，即新抗原，新抗原的增加能够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，使免疫系统更容易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。因此，高 TMB 通常提示更好的免疫治疗反应[4]。
除了预测、诊断、治疗，生物标志物早期检测还可以量化个体遗传风险并识别高危人群。 目前，国内科研团队的一项研究，通过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（GWAS 研究）鉴定了近 20 个胃癌易感区域，为量化个体遗传风险并识别高危人群提供了遗传检测指标[5]。 测序技术，推动胃癌早期诊断的突破
测序技术已作为新一代检测胃癌相关基因（如前文提及的 TMB 肿瘤突变负荷）的有力工具，能够对胃癌早期筛查与精准治疗提供支持。《胃癌高通量测序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》建议[6]： 对考虑遗传性胃癌的患者或具有胃癌家族史的个体，建议使用 NGS 进行遗传性肿瘤相关基因筛查； 推荐对所有诊断为胃癌的患者，可使用 NGS 检测 ERBB2 基因扩增作为补充，有助于抗 HER2 靶向治疗。
传统一代测序因检测通量低、操作流程繁琐耗时等局限性，在临床早期干预方面常常力不从心，难以满足快速诊断与及时干预的需求。与之相比，NGS 测序技术在高通量、精准变异检测以及自动化操作等方面进行技术提升，在基因检测领域备受关注并广泛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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